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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临门一脚

温信祥

 

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利率市场化的基本设想至今已经21年了。利率市场化的计划顺序是“先放开货币、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则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进行。但是面对临门一脚了: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还没有一锤定音。关于利率市场化的争论还在继续。

利率市场化在何处?综合分析主要存在以下担心。一是担心利率水平上升企业负担加重影响经济增长。二是商业银行担心利差收窄影响利润。三是存款保险制度缺位下难以保障储户利益。四是担心缺乏有效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和传导机制

利率市场化后利率水平如何变动呢?许多专家根据国际经验做出预测,认为短期内上升,长期处于均衡。

从利率水平的国际比较来看,美日欧等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了超低利率或零利率,因此保持较低利率水平。而且考虑到发达国家信用体系更加健全、法制和执法水平较高、通胀率较低等因素,新兴市场国家利率水平高于发达国家是常态。在金砖国家中,我国的名义利率水平最低。考虑CPI,我国的存款利率水平接近零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一年期贷款利率低于巴西,接近俄罗斯水平,略高于印度,主要是2013年印度受新兴市场国家危机影响CPI高企。由于巴西、印度、俄罗斯都是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出利率管制还是可能压低了贷款利率水平。(贷款利率管制2013年7月20日放开;这是指一年期贷款利率水平,能够享受到的只是正规金融体系内的客户,不含民间利率。)。

既然利率管制有效果,可否由此得出利率市场化后利率将上升呢?

以下换一个角度分析:利率双轨制的角度对存款来说,在利率管制下实际上存在利率双轨制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差距较大。利率市场化之后由于金融业对存款的争夺,利率水平向均衡利率移动,而这个均衡利率大概处于双轨制利率水平之间的某个位置。而对贷款来说,由于贷款利率已经放开,名义上已经是市场供求决定贷款利率水平了;如果考虑信贷配给和金融压抑程度减轻、贷款风险管理能力提高,贷款利率还有可能下降。

存款利率来看银行活期存款利率0.35%,而余额宝等“宝宝”理财产品则提供5-7%左右的收益率,一些民间金融活动所提供的利率则更高额宝等货币市场基金利用银行对存款的争夺获得较高协议存款价格,从而可以提供投资者较高回报。银行资金成本上升因此颇有怨言。但是从美国利率市场化的经验来看,活期存款转为货币市场基金趋势很明显。银行自身也在出售各种理财和基金产品。从普惠金融的角度看,也没有理由要求老百姓把几十万亿元的活期存款继续保留在活期账户中,获取0.35%利率。存款利率目前是受到管制的,还没有达到竞争均衡水平。利率市场化之后,利率水平向均衡利率移动,而这个均衡利率大概处于双轨制利率水平之间的某个位置。因此可以判断,存款利率将上升

从贷款利率来看,由于贷款利率已经放开,虽然从2013年7月至今时间不长,名义上已经是市场供求决定贷款利率水平了。目前大企业可享受6-7%左右的利率,而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则在10%以上,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显示民间借成本高达36%。

理论上这些贷款利率水平就是均衡利率水平了。需要探讨的是,如果存款利率进一步放开,银行是否能够把成本通过贷款再定价转移给企业或其他客户。对大企业来说由于可以通过发债和股市融资,议价能力强,银行转嫁存款成本上升难度较大中小企业由于实际融资成本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了,不大可能继续大幅出现原来的隐形成本显性化商业银行则被迫加强内控避免收入流失,通过避免“跑冒滴漏”增加收入以弥补成本。因此总体判断,在大企业方面银行可能难以把上升的成本全部转嫁,但是可以从中小企业方面获得一定补。由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已经很高了,再显著增加其成本显然不合理因此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必须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多渠道增加中小企业融资供给理想状态是迫使商业银行改变粗放经营模式、加强成本控制、调整经营结构、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做出贡献。

利率市场化如果中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不会显著上升那么利率市场化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许没有想象的大。这里的关键在于实际融资成本的估计。如果目前实际融资成本已经达到有些人调查的15-25%之间,在房地产价格增幅放缓的情况下,中小企业不太可能承担更高的成本了。实际上政府可以通过立法,保护中小企业免于高利贷之苦。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在日本《利息限制法》规定本金不超过10万日元时,年利率应在20%以下(含),本金在10-100万日元之间,年利率应在18%以下(含),本金为100万日年利率应在15%以下(含)。如果超过上述利率,超过部分的利息自动无效。

    利率市场化的时机也很重要。由于利率的风险定价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阶段,不良率低前景看好,风险溢价低,贷款利率可能走低;反之,在经济减速期,不良率高前景不明,风险溢价高,贷款利率可能走高。目前企业融资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引起了普遍关注,似乎证实了银行向企业转嫁成本的能力。有人担心此时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加剧企业负担,但是有人开出的药方却是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后逐步放开对利率的直接管制,但是存贷款利率将受到货币政策调控。中央银行将推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逐步建立价格型调控和传导机制通过宣布和调节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并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使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来稳定预期,向其他品种和期限的利率传导,进而影响社会投资、消费行为,达到稳定经济和物价的目的。从金融市场来看,中央银行过去一直着力培养的银行间市场Shibor正在逐渐发挥作用,成为越来越多金融产品的定价基准。2013年10月25日,中央银行发起建立的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正式运行,这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机制在信贷市场的进一步拓展和扩充,有利于强化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促进定价基准由中央银行向市场决定的平稳过渡。今后可以考虑建立利率走廊,使利率在走廊范围内变化。此外更加注重稳定预期在政策调控中的作用,建立起对货币政策的信心和公信力。当然有学者指出由于在现阶段,我国的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微观资金需求主体对资金需求价格弹性小,可能导致价格型调控效果降低。但是对这些结构性问题目前通过国家综合措施治理,问题已经得以控制,现在情况好许多了。治理这些激励结构问题,不能指望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手段,但是原来有效的数量型控制依然可以小范围内保持并择机调整。

    那么利率市场化后利差水平到底如何变化呢?从上述分析看出利差可能收窄。从国际经验,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利差收窄,而银行为了应对利差收窄主动调整收入结构,手续费收入占比大幅上升,一旦结构调整到位,利差水平将上升,如美国的银行以台湾为例,20世纪80年代前期,台湾本地银行平均利差在3.11%左右,利率市场化以后,2011年名义利差仅为1.41%左右;日本银行业利差水平甚至更低。但是和台湾地区与日本等国家不同,利率市场化的美国银行业净息差依然保持较高水平。2013年美国花旗银行和富国银行净息差分别为2.88%和3.39%,高于大部分中资大型银行。摩根大通河美国银行也保持在2.23%和2.46%的水平,略低于工行2.57%的水平。美国的银行NIM较高,和其特殊的客户结构有关美国前四大银行个人贷款占比在60-70%之间,中国四大银行个人贷款在25%左右银行对个人客户议价能力强,而对公司客户议价能力相对较弱因此获得利差不同。虽然美国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但是由于其银行业客户和业务结构已经完成调整,依然可以保持较高的净息差。从美国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利差的影响将主要集中在彻底实行利率市场化金融机构完成客户、业务和行为调整之间。

从2013年启动大型银行股改上市改革以来,一直强调收入结构转型,就是希望为下一步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经过十多年的努力,银行采取了产品创新、内部考核等综合措施,收入结构调整取得进步,中间业务收入占比有所上升,但和国际同业差距很大。国际上汇丰、摩根大通、富国银行等非利息收入占比超过一半,而国内大型银行大约在四分之一左右而其中还有相当大比例是和信贷业务相关联的或者是信贷业务衍生收入。今后可进一步加大客户结构、收入结构、资产结构调整的力度。

利率市场化后银行之间竞争不仅体现在市场份额上,还体现在价格上。银行之间竞争手段更加多样化了什么样的银行能够最终胜出呢?在存款和渠道方面,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大发展,银行物理网点优势和规模优势被打破。在贷款方面,银行面临股票试产、债券市场、理财市场的分流,同时银行之间竞争加剧。银行越来越多采取银团贷款的模式满足大企业的融资需求,而现金流充足的大企业一般都会开设或收购商业银行,许多金融业务内部化。银行的竞争力将更多体现在综合化和国际化服务提供方面。因为大企业在资本市场或国际化经营时需要大型银行支持和服务。中小银行将在社区金融中小企业服务方面和大型银行展开争夺,在服务便利性、审批快捷方面突出优势。大型企业来说,由于银行竞争,特别是比较容易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进行直接融资,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利率市场化有利于资本市场发展,也有利于引导企业更好利用融资渠道,避免过度扩张和乱投资。从上述过程还可以看出,为了防止利率市场化以后企业成本加重,还要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满足企业直接融资需求。市场竞争的结果是只有那些不断创新的技术领先型企业, 只有那些能不断降低成本的集约经营型企业, 只有那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市场导向型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营运成本居高不下, 产品创新落后于对手, 内部没有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的企业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淘汰。

利率市场化和银行危机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自我选择的过程。虽然利率市场化并不必然导致银行危机,但是确实可能导致银行利差收窄竞争加剧,从而使得银行拨备覆盖能力下降。从国际经验来看, 美国于1 9 8 0 年取消了一些对存款机构存款利率的限制后, 银行倒闭家数开始突破两位数, 并与日剧增, 从1 9 8 5 年开始, 又出现三位数。从1 9 8 7 年至1 9 9 1 年4 年中, 美国银行倒闭家数每年平均是2 0 0 家, 最高的一年达到2 5 0 家, 差不多一天要倒闭一家。目前银行退出已经是美国金融市场常态由于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退出机制,这些银行倒闭并未蔓延成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

由于银行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储户的利需要给予适度保护因此一般认为需要优先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在保险赔付限额内储户选择进入存款保险体系的银行可以保险,从而使得中小银行可以和其他银行处于平等竞争地位。但是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时,从“国家隐性担保”“刚性兑付”到“有限赔偿”,公众可能优先选择“太大以致不能倒”的大型银行,也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小银行劣势。在太大或太复杂以致不能”的大型银行面前,中小银行于不利的市场地位。取消隐性国家担保、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之前可否先解决太大或太复杂以致不能问题呢?目前看短期内较难。经过上一轮的股改上市大型银行经过10年的黄金岁月目前可能进入比较复杂的时期,积累了一些不良资产需要处置,转型有待继续。在大型银行改革上国家选项不多,最重要的依然是继续推进改革、真正提高效率。

上十年国家主要集中精力进行大型银行改革,希望建立合格的金融市场主体。因为决策者清醒意识到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还有赖于财务硬约束市场主体如果把“财务软约束”、“病号型”或“重病型”金融机构和财务硬约束的机构放在一起竞争,前者可能用不正常的利率通过过度承担风险,从而扰乱正常竞争秩序,带来系统风险。当前出现一个问题是改革后的银行似乎还没做好面对利率市场化后竞争准备,许多业界大员以公开文章或内部报告的形式表达对利率市场化的担忧。不过最近由于表外业务和互联网金融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直接或通过旗下基金公司发行理财产品、货币市场基金或类似“余额宝”产品,有些也表达了希望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求。商业银行最近几年已经在逐步市场化的环境中竞争,对其适应能力也不必过于低估。毕竟我国商业银行经过10年的改革与发展,目前财务实力抗风险能力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既然这么多担心,为什么要搞利率市场化呢?首先,上述利率市场化担心都有办法解决或创造条件解决。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可以配套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财政政策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或改革措施。比如如果担心利率风险定价的顺周期性,那么可以采用调低政策利率加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组合;如果希望对冲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走势的预期也可以事先采用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加以对冲。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满足企业直接融资需求。借鉴国际经验通过立法,保护中小企业免于高利贷之苦。通过改革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提高企业信贷可获得性。可以放松管制鼓励商业银行多元化经营,通过增加财富管理、资产管理业务的收入来对冲利差收窄的影响。由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所得税之外还需要缴纳巨额的营业税,还可以结合金融企业“营改增”的改革采用优惠的税收政策降低商业银行经营成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防止金融风险传染。

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利率市场化将使得双轨利率并轨,有利于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减少监管套利,更好地管理和防范影子银行风险。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为其他改革如资本项目开放创造条件。利率市场化也有利于进一步推进金融业改革,使得金融机构真正成为市场竞争主体,使得货币政策更加有效,特别是有利于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体系的形成。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阶段,利率市场化有利于结构调整、经济换挡和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利率管制与所有价格管制一样,必然会造成交易费用上升和资源配置扭曲利率管制管不住管不好人们总会通过创新或其他渠道来规避利率管制。从数据看,目前银行信贷在社会融资总规模中占比52%。我国银行表外融资以及所谓影子银行规模巨大、实际形成一个拟市场化利率。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星火燎原也是对利率管制的一种倒逼。实际上在继续管制存款利率的情况下,利率水平波动已经体现在不受管制的金融活动中了。

推进利率市场化是建设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二五规划中都写的很清楚。亿万储户和中小企业可能从利率市场化中受益,翘首以盼利率双轨制也要逐步并轨。但是实际推进过程中,利率市场化决策者和参与者面临较大的决策难度和风险承担需要效率和稳定之间取得微妙平衡。回顾当年价格改革闯关和实施过程对认识利率市场化的艰巨将有警醒意义。利率市场化不能取代金融结构改革,也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还需要许多配套改革。相关利益群体支持和顶层配套协调也是必不可少

均衡利率不仅是市场供需均衡点,也是相关利益调整均衡点。“三期叠加”、融资成本趋高以及错综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无疑增加了改革时机把握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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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信祥

温信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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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人民大学兼职教授 历任某大型银行东京分行行长(日本总代表)、总行国际业务部(境外机构管理部)副总经理、战投部副总经理、股改办副主任、财务处长,兼任总行信贷审查委员会委员、工银中东董事、工银莫斯科董事。 出版专著《日本农村金融及其启示》和《银行资本监管研究:银行行为、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合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道路》,合作译著《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组织编写《商业银行国际化:体制与环境》等。 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货币银行、互联网金融、农村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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