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社会融资成本重在结构性改革

                            温信祥

今年以来社会融资成本高骤然成为重大关切问题。随着国务院文件的发布，一行三会联袂召开记者招待会介绍各自的举措，陆续发布文件指导工作。从微观看融资成本是企业成本构成重要部分，对企业盈利和持续经营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时必然给予关注。从宏观看社会融资成本作为经济体一项重要指标也衡量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平衡点的移动事关全局，在经济爬坡过坎上行乏力时受到更大关注。

一、何为融资成本高？

企业觉得融资成本高，一种可能是总体财务费用上升，另一种可能是资金成本率上升。前者是总量，后者是比率。这两者的成因和解决之道不同。从工商银行持续监测的3.4万户贷款样本企业来看，其财务费用由2009年的862亿元上升至2013年的3273亿元，年均增长40%，比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幅高20个百分点。其中1.9万户的小微企业其财务费用比主营业务收入年均增幅高出31个百分点。从这个样本也可以看出，从2009年以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总体财务费用上升过快。

总体财务费用上升主要是由于贷款总额过大，负债率过高。初步测算2013年我国债务率为216%，其中企业债务率约为160%，居全球高位，而且有继续较快上升的趋势。解决之道在于提高投资收益降低负债率。降低负债率一靠补充资本，二靠减少贷款。按照现行规定，项目建设的资本金，最低20%，最高也只有35%，剩余资金依靠银行贷款解决。这使得负债率和企业财务费用居高不下。企业经营效益下降又使得自我积累和补充资本金能力下降。证券市场低迷、上市融资成本较高、辅导审批流程过长等原因使得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补充资本金比较困难。从2009年至2013年社会融资总规模非金融企业境内股权融资占比下降至1.3%，其余都是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不足是企业财务费用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则是解决社会融资成本高的重要途径。当然目前通过IPO融资不但条件比较严，而且成本也不低。粗略估算2011年以来IPO费用比实际融资额比率在5.5-11.68%之间，个别的融资成本高达13.9%。（数据来源WIND）。高昂的费用，复杂的流程、审批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企业被阻挡在资本市场外。

衡量社会融资成本更加合理的指标可能是资金成本率。从融资成本组成来看，包括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从时间维度来看，融资成本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这半年以来甚至有所下降。200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基本在6-7%之间，虽然中间有些波动，但是幅度并不大。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上升但是影响有限。因此分析和解决社会融资成本高不仅要看利息成本更要分析非利息成本。非利息成本主要包括担保费、抵押物评估费、抵押物登记费、财务顾问费、咨询费、资产评估费、审计费、公证费、工商查询费、保险费、通道费以及招待费等。此外，还可能存在其他隐含的费用成本，如银行要求融资企业存款、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工资开户等。有的调查显示，这些第三方收费达到利息30%的比例。其中担保费可能影响较大，从实际上，对一些中小企业或者风险较大项目，如果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或其他公司担保，这部分增信费用可能高达7-8%，合计成本高达15-16%,在加上其他第三方费用，总体成本接近20%。2012年重庆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王任林曾指出银行发放贷款要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大约是8.7%的水平，加上3%的财务费用，1-2%的评估费，3%的担保费用，算下来企业实际的融资成本高达15%左右。目前由于风险暴露担保费上升，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达到20%左右。由于小微企业高融资成本中利率所长比重仅为三分之一左右，通过降息来降低其融资成本收效甚微，还可能进一步拉大小微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融资成本差距。

从利率水平的国际比较来看，美日欧等经济体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了超低利率或零利率，因此保持较低利率水平。而且考虑到发达国家信用体系更加健全、法制和执法水平较高、通胀率较低等因素，新兴市场国家利率水平高于发达国家是常态。在金砖国家中，我国的名义利率水平最低。考虑CPI，我国的存款利率水平接近零利率，处于较低水平；一年期贷款利率低于巴西，接近俄罗斯水平，略高于印度，主要是2013年印度受新兴市场国家危机影响CPI高企。由于巴西、印度、俄罗斯都是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国家，由此也可以看出利率管制和货币政策还是可能压低了贷款利率水平。（贷款利率管制2013年7月20日放开；这是指一年期贷款利率水平，能够享受到的只是正规金融体系内的客户，不含民间利率。）。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可以浮动。2009年以来金融机构执行利率上浮贷款占比明显增加，从30%上升到2013年的70%左右。而执行基准利率和基准利率下浮的贷款比重有所下降。2014年以来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执行上浮利率的贷款占比为69.11%，比3 月份下降1.14个百分点。近年来，一些企业和地方反映资金紧张、融资成本上升较多，可能与相对基准利率上浮的贷款比重增加存在一定关联。

二、谁的融资成本高？

从社会融资供给双方看，在资金需求方，接受高融资成本的主要是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和小微企业。资金供给方提供高融资成本资金的主体主要是信托、民间借贷。从银行提供的资金看，银行表外提供的资金融资成本要比表内高，特别是银行理财经过信托通道等银信合作项目成本远高于表内融资。从监管角度来看，2010年以来为了配合房地产调控和泡沫，监管部门收紧了银行对房地产融资，但是房地产业融资和再融资需求依然旺盛，特别是为了防止资金链断裂，地产项目烂尾，再融资需求对地产企业来说是刚性需求，利率弹性低，只要能融到资金，不计资金成本。银行在表内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通过表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这些资金构成影子银行重要来源之一。2013年银行贷款再社会融资总额中占比仅为55%，比2002年下降41个百分点，银行体系表外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额中占比为30%。由于链条较长，经过信托公司等“通道”，最终到达企业时综合成本较高。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是国家政策调控对象，其融资成本高可能加大其风险，但是也可能迫使它们停止继续扩大规模。当然也有一部分小微企业通过信托通道获得银行融资，由于小微企业实体经济发展和就业民生的重要基础，它们融资成本高将影响就业和民生，需要认真对待和解决。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不计成本融资减少了小微企业资金供给，间接推高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而且由于“黑洞”效应使得增加资金供给的政策难以达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的目的。

从融资成本看，民间金融融资成本高于正规金融体系的融资成本。民间金融借贷利率大部分在2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30%以上。例如 “温州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和“全国地区性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自 2013年9月推出以来，监测的民间借贷利率处于19-20%区间内。西南财大家庭金融调查的民间借贷利率则高达36%。从200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基本在6-7%之间。民间融资成本大约是银行融资成本的3倍左右。2013年来，P2P网络借贷发展迅速，成为民间借贷新的交易形式。平安陆金所介绍其提供给投资人的收益率8.61%，而借款人需要付出的成本是15.81-29.61%，附加的主要是担保费7.2-21%。“深圳·中国P2P网贷利率指数”利率也处于18-28%之间。看来，红火的互联网金融也未能降低民间借贷成本，倒是庞大的民间借贷需求催生了互联网p2p借贷,高企的民间借贷利率吸引了各路投资者。

民间借贷融资成本高有各种解释。比较典型的是高风险导致的高溢价。融资成本主要包括资金成本、营运成本、风险溢价等部分。民间借贷由于信息不对称不透明、项目风险大、缺乏规范合约、缺乏抵押物等借款人特点等原因其融资风险较大，出资人要求较高的利率水平。当前正处于“三期叠加”时期，经济上行乏力，过去积累的风险陆续爆发的阶段中，一些企业和担保公司资金链断裂，企业主跑路躲账的事件频发，资金的风险溢价上升是必然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和不良资产率从双降转为双生，2014年末企业贷款不良率较2013年初上升0.11个百分点，此外商业银行展期贷款占比持续上升。这些数据意味着贷款利率中包涵的风险溢价将上升。但是对企业来说，此时融资成本上升确实有雪山加霜的感觉。由于风险定价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上行阶段，不良率低前景看好，风险溢价低，贷款利率可能走低；反之，在经济减速期，不良率高前景不明，风险溢价高，贷款利率可能走高。目前企业融资成本呈现上升趋势，引起了普遍关注。有人担心此时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否加剧企业负担，但是有人开出的药方这是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民间借贷融资成本高还有另外一种金融抑制和信贷配给角度出发的解释。对于民间借贷存在的原因，国外很多文献中指出，民间借贷存在的根源是“金融抑制”。Edward S. Shaw（1973）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实际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理论，指出金融抑制“割裂”了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资金在特权阶层得到低效率的使用，大量非公有制主体得不到足够的资金。Anders Isaksson（2002）认为民间借贷是对政策扭曲和金融抑制的理性回应，由于金融抑制下的政府信贷配给以及体制内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偏见和制度歧视，导致了民营企业对民间借贷的强烈的制度需求。这种理论解释民间借贷存在的部分原因，也部分解释由于管制存在，使得民间借贷市场类似“黑市”或“灰市”价格较高，而且远高于正规市场。针对金融抑制，放松小微金融机构准入手续，培育数量众多、扎根小微企业和三农服务的小微金融机构对打通资金循环“最后一公里”十分关键。

有种看法认为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也是社会融资成本升高的一个原因。主要理由是银行发行理财产品、“余额宝”等互联网金融争夺存款推高了银行资金成本，推高了银行间借贷利率，由于成本上升，银行出于转嫁成本的目的提高了贷款利率水平，或者通过其他收费增加收入。银行资金成本由于竞争加剧而上升确实是一个显著的趋势，但是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在贷款利率方面变动不大，不是社会融资成本高的主要成因。银行能够通过贷款定价或收费保持利差基本不变、盈利水平逐步提高只能说明银行转嫁成本能力较强，信贷配给情况较为严重。如果是这样，即使资金成本没有上升，银行依然可以通过贷款定价提高效益。为缓解信贷配给，未来应迅速推进民营银行的设立和发展。

    从贷款利率来看，由于贷款利率已经放开，虽然从2013年7月至今时间不长，名义上已经是市场供求决定贷款利率水平了。目前大企业可享受6-7%左右的利率，而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则在10%以上。理论上这些贷款利率水平就是均衡利率水平了。需要探讨的是，如果存款利率进一步放开，银行是否能够把成本通过贷款再定价转移给企业或其他客户。对大企业来说由于可以通过发债和股市融资，议价能力强，银行转嫁存款成本上升难度较大。中小企业由于实际融资成本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了，不大可能继续大幅上升，将出现原来的隐形成本显性化，商业银行则被迫加强内控避免收入流失，通过避免“跑冒滴漏”增加收入以弥补成本。因此总体判断，在大企业方面银行可能难以把上升的成本全部转嫁，但是可以从中小企业方面获得一定补偿。由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已经很高了，再显著增加其成本显然不合理。因此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必须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多渠道增加中小企业融资供给。理想的状态是迫使商业银行改变粗放经营模式、加强成本控制、调整经营结构、为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做出贡献。

利率市场化后如果中小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不会显著上升，那么利率市场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许没有想象的大。实际上政府可以通过立法，保护中小企业免于高利贷之苦。这方面可以借鉴日本经验。在日本，《利息限制法》规定本金不超过10万日元时，年利率应在20%以下（含），本金在10-100万日元之间，年利率应在18%以下（含），本金为100万日元，年利率应在15%以下（含）。如果超过上述利率，超过部分的利息自动无效。利率市场化后逐步放开对利率的直接管制，但是存贷款利率将受到货币政策调控。中央银行通过宣布和调节政策利率和利率走廊，并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使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波动，来稳定预期，向其他品种和期限的利率传导，进而影响社会投资、消费行为，达到稳定经济和物价的目的。实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可以配套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以及其他配套政策或改革措施。比如如果担心利率风险定价的顺周期性，那么可以采用调低政策利率加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组合；如果希望对冲利率市场化后利率走势的预期也可以事先采用货币政策预期管理加以对冲。

三、融资成本高之惑

目前企业融资成本高诡异之处在于是在总体资金宽裕、市场化配置资金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发生的。2013年银行贷款余额与我国GDP比值为135%，从总量上看社会融资规模总体是充足的。2014年6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上升至14.7%，比上月和上年末分别高1.3和1.1个百分点，货币环境总体较为宽松。1-6月人民币贷款新增5.7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人民银行根据形势变化两度调整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指标，加大对棚改等民生领域的信贷支持。从宏观稳定的角度看，已经尽可能提供了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

在货币信贷总量宽松的情况下，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一个重要原因前期项目再融资挤占了当期融资资源。2008年以来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占比逐年上升，从50%上升至2011年61%，2011年以来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在55%以上。中长期贷款期限均在1年以上，有的在10年以上。再考虑一些短期贷款由于各种原因被迫展期，银行贷款被前期项目占压情况相当严重。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房地产项目和政府融资平台，由于这些项目期限很长，需要不断追加投入，不但不能收回本金，即使是偿还利息负担也十分沉重。再看其他融资渠道情况，2013年银行理财到期4.7万亿，信托到期5.16万亿，企业债券到期2.03万亿，到期偿还占发行比重分别为103.65%、82.84%、55.16%，借新还旧压力很大。相当一部分融入资金被用于接续偿付无法产生现金流的低效存量融资，也不能对实体经济产生拉动作用。2011-2013年单位社会融资增量推动的GDP增量连续三年下滑，产出GDP分别为0.56、0.294、0.286元，与2007年的0.83元相差甚远。前期的高投入不能带来现金流，就像河流的水一样，如果渗漏积淀过多，即使保持同样的下雨量，也将越流越少，露出干涸的河床。治理之道，优先解决渗漏积淀问题，需要系统的“水利工程”，而非大水漫灌能凑效。

僵尸企业是经济学家彼得·科伊提出的一个经济学概念，指那些无望恢复生气，但由于获得放贷者或政府的支持而免于倒闭的负债企业。僵尸企业的特点是“吸血”的长期性、依赖性。保护僵尸企业就会阻碍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破坏”，从而影响到长期增长。创造性破坏是指资源从衰落的企业和部门再分配到增长的企业和部门。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但也是必要的。在美国的制造业和零售业，生产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再分配。破产法是对付僵尸企业的有力武器。破产法庭清算最弱的企业，同时让具有潜在生存能力的企业清偿一部分债务，以便重新开始赢利。在增长缓慢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借款者借新债还旧债，这种手法使银行免于承认亏损。据有关数据推算，日本政府自1993年至2002年的公共投资近90%投入至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毫无进一步发展空间的领域。诺奖得主经济学家莫顿·米勒称，日本“失去的十年”，就是救助僵尸企业的结果。他认为，“允许破产就鼓励发展”，日本当初就不应该救那些企业。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僵尸企业确切数据，但可以肯定，这类企业占比不会太低。由于僵尸企业承载着大量就业人员，政府出于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一直不敢让僵尸企业按破产程序实施破产。然而，目前僵尸企业成了搞活我国实体经济、产业升级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障碍。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局面始终难以改变的原因，除了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一些过剩产能、低效率企业还占用着大量的金融资源。未来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该违约的债务违约，减少干预使得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发挥正常作用。

当前社会关注融资成本高和实体经济增长乏力、企业经营效益持续下降有关。特别是在企业经营困难情况下，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继续保持较高的利润增长率，银行业利润总额在上市公司中占比达到一半以上，金融从业人员相对较高的薪酬福利水平，这些差距使得有人质疑金融业的好业绩是否和企业负担有关。虽然金融业确实需要继续做好服务实体经济文章、压缩成本、提高效率，不过指责金融业好业绩榨干实体经济显然也是没有依据的。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比例失衡是由于上文提到的实体经济中存在大批的“僵尸企业”，存在房地产和政府融资平台等吸收流动性“黑洞”，打压金融业并不能给实体经济带来活力。银行业利差并未扩大，贷款利率也没有显著提高，这几年的好业绩和前期银行业改革红利逐步释放有关，当前实体经济不景气已经并将继续在银行不良资产上体现出来。实体经济和金融业是岑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构筑金融业和实体经济良性互动、使得金融业成为经济波动的滤波器，而非放大器的机制依然是宏观调控体系建设的重大课题。

企业经营不但面临社会融资成本高问题，实际上还面临非制造成本高的困难。非制造成本高主要包括流通成本高、房地产价格高等。在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在美国纽约售价比中国国内还低。全球趋于产能过剩的汽车，有的车型中国的售价高达国外价格的2.5-3倍。这些产品制造成本是一样的，但是在国内价格远高于国际价格，考虑到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只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两个极端例子充分说明了流通贸易系统的低效率和不合理。正如马云所言，过去十年电商的超常规发展正是由于传统商业做的太差了！贸易流通系统的落后给企业经营带来高成本和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企业经营失败风险。从汽车业的例子可以看出，打破垄断利益十分困难，需要国家顶层推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如果能促进国内外价格合理均衡，并将其作为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定量考核目标，那么实验区改革目标将更加具体明确，对提高中国经济运行效率，改善企业运行和消费者福利都有重大意义。

企业经营还面临综合税负高的困难。2013年7月下旬，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当前我国企业税费负担较重，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税负达40%左右，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关数据显示，过去30年，OECD国家的平均宏观税负水平约为24%~27%，日本、韩国和美国的宏观税负相对较低，过去20年约在20%左右。一项统计还显示，2012年，所有上市公司当期税费净支出21256.27亿元，高于净利润总额8.76%。其中，税费净支出10倍以上于净利润的上市公司超过50家。辽通化工则是2012年最大的“高负税”，其全年归属股东净利润为0.1963亿元，各项税费支出21.28亿元，税费净支出为净利润的108.4倍。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表示，税负负担、融资难已经成为国内小微企业发展的两大核心挑战。据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2011年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这也是继2009年中国内地首次排名第二位后，再次位列该名次。有研究显示，从1994-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从16%提高至30%，该数据尽管未能得到官方的证实，但税收收入连年超过GDP增长，使得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大幅增加。

我国税制与国外税制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税收之外，还有一个几乎可以与之并驾齐驱的收入主体：包括预算内收费、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等等。只有把这些统统加起来与GDP相比较，才是真正的“宏观税负”。小微企业不但税负高，还需要付出所谓“遵从成本”，即纳税人为遵从既定税法和税务机关要求，在办理纳税事宜时发生的除税款和税收的经济成本以外的费用支出，例如，人工、沟通等成本。国家会计学院对国内小微企业遵从成本进行了调研和测算，其中，37.91%的小微企业遵从成本在5万以下；36.38%企业在5万到10万元；13.07%企业在10万到20万元；12.64%企业在20万以上。以上仅为税收的货币成本，由于小微企业规模小，对税收法规和纳税事宜相对不熟悉，还要承担一定的遵从心理成本，小微企业普遍反映税务部门在征管模式上存在问题，主要为纳税程序复杂，主观随意性强。

四、结语

综上，融资成本高不是企业面临全部问题，是企业经营困难来源之一。对企业来说，不仅要呼吁改善外部环境，更要发力苦练内功。在解决企业面临困难政策使用上，财政税收政策和货币信贷政策相互配合，要做到到位不错位、补位不缺位，避免货币信贷政策在经济景气和疲软时都承担主要作用，得不到喘息调整化解机会。在经济不景气时期要更多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把过去欠账补上，为将来培育活力。

社会融资成本高主要是经济结构性失衡造成的。当前主要的结构性失衡包括实体经济和金融比例失衡、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失衡、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比例失衡、银行业表内和表外业务失衡、大中型金融机构和小微金融机构发育程度失衡等。融资成本高，特别是在正常利率之外需要附加高额担保费、通道费等，也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滞后造成的。

正如血压高、血脂高是人体健康状况的综合症状一样，社会融资成本高也是社会经济体健康情况的综合体现。需要治标和治本兼顾，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治本才能最终解决问题。目前国家有关部门采取的措施将为缓解社会融资成本高赢得时间，但是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和诚信体系建设，打通影响资金循环政策传导的“中梗阻”才是治本之策。